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勝寧終棄 第一節

汴京。

大相國寺。大宋故左丞相司馬光的靈柩，剛剛由此出發，在司馬光的侄子司馬富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孫司馬植的護送下，返回陜州老家安葬。前來送行的汴京百姓，擠滿了從大相國寺至萬勝門的道路，汴京的內城、外城、甚至西城以外，數十萬的百姓，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兩旁，焚香燒紙，泣如雨下，哭聲震天。

雖然司馬光遺表上，請求薄葬，並且希望不蔭封其後代，但是，宋廷仍然違其遺命，不僅賞賜司馬家銀一萬兩、絹兩萬匹用來大辦喪事，而且由朝廷選派內官、相士前去堪察風水，並調動司馬光故鄉陜州附近四州的廂軍、征募民夫共數千人經營墓地。

宋廷追贈司馬光為太師、陳王，由高太後親自定謚為“文正”，配享高宗廟廷，位王安石之前。同時，宋廷又追贈王安石為太傅、舒王，並與司馬光一道陪祀孔廟，微妙的區別是，在孔廟，則是王安石位在司馬光之前。

司馬光得到的另一個殊榮是，由太皇太後與皇帝下旨，允許陜州建陳王廟，祭祀司馬光。

在大相國寺時停柩時，太皇太後、皇太後、皇帝全部親臨太相國寺，拜祭這位“人臣楷模”。對於司馬光唯一的直系血脈，司馬康的幼子司馬植，不僅由高太後特旨賜爵騎都尉，皇帝還親自替他選了個老師——桑充國。這件事情是石越與範純仁都始料未及，而又求之不得的。

小皇帝只是無心之舉，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來做司馬光嫡孫的老師，這種政治上的象征意義，無疑令許多人側目。

司馬光的祭文由範純仁與蘇軾分別撰寫，此外，行狀由範純仁撰寫，墓志銘則由石越撰寫。三人在祭文、行狀、墓志銘中，除了盛贊司馬光的道德、功業、文章，更是異口同聲的極力推許他與王安石之間和而不同，共輔高宗，致宋中興之美德。範純仁的行狀中，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大談趙頊、王安石、司馬光這君臣三人之“相得”，在他這篇敘述司馬光一生事跡的行狀中，趙頊對司馬光，是與王安石一樣的“君臣相得”，而王、馬之間，則是政見不同，但皆同心為國的“君子之交”，他極力贊揚王、馬二人，不因私交之厚而廢公見，亦不因政見之別而生黨爭，宣稱二人之關系，實是人臣交往之萬世典範。

這篇《司馬文正公行狀》，由《新義報》、《汴京新聞》、《西京評論》為首的全國性報紙全文刊發，石越百忙之中，又與陸佃深談一宿，請陸佃替王安石重寫了《王文公行狀》，與範純仁相呼應。然後又將兩篇行狀一道合刊成《王文公、司馬文正公行狀》，印了十萬冊，免費頒發給各州縣之學校與藏書樓。

為了應對新黨的攻擊，石越與範純仁還不斷的宣稱，司馬光早就預料到了契丹的南犯。高太後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們，在召見幾位知州之時，她突然主動提起這個話題，宣稱外界對司馬光多有“冤枉”，她表示司馬光在密對之時，是支持廢除與遼國的盟約的，並且此事最終得到推行，正是司馬光“力主之”，她方才允諾。又說司馬光在密對時數度提醒她，契丹有可能南犯，並且積極籌劃應對之策。只不過契丹人過於狡黠，未能在司馬光預料之九月後南犯，而是提前犯境，司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……她宣稱司馬光在公開場所之反對，只是為了保密，並且防止國內出現人心不穩。

高太後的話，無疑是極具權威性的。

無論是誰，都絕不敢公開質疑高太後撒謊。況且，大宋朝也絕不會有人相信高太後會為了一個臣子而撤謊——哪怕那個臣子是司馬光。另一方面，她所謂的“密對”，自然是別人誰也無法證實的。於是此事就此定論。

石越心裏算是徹底的松了一口氣，他比誰都明白——高太後開了這個口後，終大宋之世，只要還是趙家的子孫在當皇帝，這個案就永遠翻不了。人們既不可能找到證據指責高太後說謊，更不敢如此指責，畢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。

雖然肯定會有許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，記錄著不同的說法，這一點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，這些大臣們根本不會理會什麽“大不敬”，想想宋太宗雖然硬生生的修改國史，將自己改進了陳橋兵變，並且還成為重要的策劃人——可就是這樣極為敏感之事，這些士大夫也敢在筆記小說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記錄——比如，倘若石越此時能帶兵去抄了蘇轍的家的話，他多半就能找到這樣的文稿，正躺在蘇轍府上的某個書櫃之中……關於司馬光的真相，更加不可能不被記敘。

但那已經無關緊要。

當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後，當事人早就去逝了。而且，只要有高太後的證言被國史館記錄在案，這最多就是一件永遠說不清的疑案，而官方無論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後之證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