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（第5/12頁）

保皇會方面，除了徐勤以外，何樹齡（易一）亦為鏡湖茶談社會員，“動大顏而吐珍說奇論”，是有名的雄辯家。梁啟超稱之為“南海門下之奇才也。好學而深思，奇警精辟，縱橫中外，出入天人”。[53]所謂基督教派，以廖德山為代表，他是廣東開平人，博濟醫學院畢業的醫生，為孫中山的友好[54]，“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說”[55]。

鏡湖茶談社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，會員每月但以15錢為會費，每月朔、望，兩次集會於原生學堂，各述己說。[56]演說時有問辯答疑，可“縱意宣發”，並設有客座，允許來賓入座聽講，原生學堂學生也參與其事。該社“規條”特別規定：“星球同界，方趾同類，識智精越，皆為道華，無論中外，皆得公舉為演說主。”[57]此一規定可以說是專為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而設，第一期演說即由田野橘次主講《天才論》，以後高橋謙、松岡好一也分別演講《論國家盛衰與人才消長相關之理》和《老屋說》。[58]

田野橘次稱鏡湖茶談社綱領有二:

一、同志結懇親。二、研究時局問題。觀以上二者之宗旨，絕無舉革命之思想，又無亟速之運動。然由其外部觀之，或大有不穩之狀。予之諸友人互來相告曰：革命在近，子其圖之。予固希望團體之鞏固，將以唱革命。然恨百余會員，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，故予常欲主張革命而仍有所躊躇也。[59]

田野橘次雖然是當事人，其說也未必盡然。松岡好一在該社演說，即以老屋比喻清朝，公然鼓吹徹底改造。其說謂:

有一大老屋於茲，其占地甚廣，其羅物甚富，無數耄稚男女棲息於其中。但其家以久閱星霜，梁柱既傾，丹青剝落，墻垣四撤，苔莽叢生，上雨旁風，不足以避，陰盜明賊，紛至沓來。於時屋之主人翁，深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，乃謀於其所信任之心腹人，欲破毀舊屋，建築新居，銳意蒐集新材，搆一閎廈。會有讒者構陷其主人翁於後母，後母聞之，乃憤懣不能禁，率頑冥不靈之徒，出暴力以阻遏其企畫，且謂主人翁曰：舊屋是爾先祖之所手建，若更毀之乎，上無以對祖先在天之靈，不孝莫甚於此。余等擇邃室入處，使疾苦不相及可矣。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，不足顧慮也。遂退主人翁，後母專坐堂皇，與其二三心腹人，分握一家之主權，專橫放恣，無所不到，依然居此老屋，歌斯哭斯，蚩蚩焉偷一日之安。強盜大賊，只來雙至，無日無之，登其軒庭，入其曲房，鎖鑰既持，奧窔畢窺，朝奪田園，夕掠財貨。彼主人翁闔族之耄稚男女，為寇盜所奪攫，凍鋨彝傷者不可勝數。而此老後母視之若無睹，聽之若無聞，以為此固自了善法也。自其鄰人視之，則悚然為之寒心，如視對岸之火災矣。籲嗟！天下復有如此愚物哉！當此時也，為問其家族及其臣仆，委心任運，歸之天數乎？抑顧慮一家之覆滅，為之設法以謀轉圜乎？仆偶有所感，爰提出此疑問，以仰同人諸君子之高教。[60]

這實在是明目張膽地抨擊當朝執政，鼓動體制外變革。

本來與革命黨聯系較多的宮崎寅藏，戊戌變法期間通過田野橘次的介紹，得以結識康有為派的人士。而田野橘次本人也早懷顛覆清廷之志。他於1890年到上海時即結識了廣西南關遊勇的頭目聾翁陳氏，此人當為庚子康有為命為勤王正軍主將的陳翼亭。田野橘次任教於萬木草堂時，與奇青年羅君交善（應為康門弟子中善結交綠林會黨的羅伯雅），一夕夜深，羅叫醒田野橘次，“請談革命之事”，欲偕往廣西、湖南，發動中原革命。田野橘次答道：“予雖有其志，然資力不足，請緩圖之。”[61]

田野橘次指張壽波的思想為博愛主義，“非革命家，而實溫厚之教育家也”[62]。其實張氏是康有為的受業弟子，卷入保皇會乃至革命黨的密謀相當深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兩派溝通聯系的重要中介。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，興中會的謝纘泰一直在香港與康有為一派謀求合作。受此影響，省港澳一帶的革命、變法派分子關系不錯，互相往來。1897年，東亞會的平山周到澳門訪《知新報》館，並拜訪了日本漢學家山本憲，經後者介紹，往見張壽波。[63]

這時同會的宮崎寅藏在橫濱拜訪了興中會的陳少白，陳知宮崎寅藏有華南之行的計劃，介紹其到廣州訪問變法派的何樹齡。宮崎到港與平山周會合，即往澳門與張壽波訂交，並想借此探聽何樹齡的住址。“張君情意懇摯，邀集同志，設宴款待我們。他的談論頗中時弊，足以鼓舞志士的鬥志。但是每逢涉及會中秘密，便噤口不言。強自詢問，他只是提筆寫道：‘內有康有為先生，外有孫逸仙先生，中國之事，還不能說是毫無希望。’向他問何先生的住址，最先他自辯和那人並無來往，後來又說：‘聽說他現在住在廣東某人家裏。’可見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密了。”宮崎寅藏和平山周按其所提供的地址到廣州找到何樹齡，何對宮崎等人改善中國現狀唯有革命的主張態度曖昧，指示其到香港耶穌教的道濟會堂找興中會的區鳳墀。而張壽波與區也相識，宮崎等在香港，還是由張指點才找到區鳳墀。[64]